序言｜

歷史時刻的根與徑｜林姵吟

我向來對香港文學備感興趣，有幸受主編游江先生所邀，擔任此次「《香港文學》選集系列」之《文論選》的選稿人。瀏覽過初選的論文後，我對其中主題上的繁複多元和評介範疇遠超乎地域上的香港，印象深刻。就文類而言，小說大抵仍是論者主要關懷的對象，但也有若干篇章，視野已廣及散文、詩歌、影視文本、甚至評論家本身。香港文壇或香港作家的文章仍佔不少篇幅，呼應了創刊之際「立足本土」的精神。然而，另一鮮明的特色是《香港文學》對世界華文文學發展的持續關注。就我所閱讀的2016年至2023年的《香港文學》，每期都有特定的專題，偶有特輯。對東南亞和北美，甚或歐洲的華文書寫的存眷，得見於同一刊物，實屬可貴。尤其對東南亞華文書寫的長期耕耘，已初見馬峰在論文中所觀察到的——《香港文學》在創作、史料和評論三管齊下的「學理建構」之功。

《香港文學》是劉以鬯先生在1985年所創辦的雜誌。創刊初衷，盼能提升香港嚴肅文學的地位，並以香港為橋樑來鏈接世界的華文文學，將刊物開放給各地的華文作者，打造一個「非同人」園地。每思及此，總讓我想起《酒徒》裡有眼光的老劉和有熱情的麥荷門，聯袂為重商的香港社會灌注些許文學養分。無獨有偶，小說裡酒徒身處的苦悶歲月，恰是早慧的文青也斯初入文壇的上世紀六〇年代。時光荏苒，2013年也斯病逝。於該年推出的散文集《浮世巴哈》中，記下了他臨終前兩三年，對香港社會的「欠缺傾側」背後的深情寄寓。他反覆咀嚼着香港新舊不一的各種倫理道德問題，持續以文學作為探勘香港這座城市的方法。洋洋三百多頁的感懷，不僅是也斯的「迴環轉」（引自宋子江〈也斯迴環轉——《也斯的六〇年代》與《浮世巴哈》〉標題），也可視作《酒徒》半世紀後的「迴環轉」，提供了千禧年版的酒後（人文）真言與箴言。多年前筆者曾於西灣河電影資料館外巧遇也斯。曖曖夜色中，逕自凝成一道溫暖微光。在此對也斯和劉以鬯這兩位香港文學界多產的已逝耆宿，同時也是所選評論中探討度最高的兩位，遙致敬意，作為此次文論卷選本的緣起。

每一選本都自有其「選學」。正如翻譯理論家列斐伏爾（André Lefevere）指出，編選的過程，受各種條件影響，而選本則呈現出「歷史時刻」中的思想，即，是一種正典的形塑過程，之後的選本編者，則可「接受，試着推翻或擴充」這個已有的版本。藉此小序，除了同一作者的文論只選一篇的原定條件外，在此扼要說明自己的幾點期許，權充標準：推介少為人知的作者和文學創作流派；對大家耳熟能詳的作家和作品，引入新的視角；具指標性的論者（如小思）的綜論，也選入其中，作為反思（香港）文學史的索引。整體而言，所選文章，大致可分四類：一、對單一作家或特定華文文壇的分析或回顧；二、對華語語系甚或歐洲、北美的華文書寫的評論；三、強調香港與世界，或不同文學板塊之間互動的論文；四、關於《香港文學》期刊推出的專輯或特輯的評述。最後一類不證自明，以下僅就前三類略抒己見。

就第一類作家而言，除了已被「正典化」的香港作家（例如劉以鬯、舒巷城、也斯）、香港文學舘創舘舘長潘耀明（彥火）、身兼學者身份的作家（周耀輝和馬家輝等），也有文章聚焦現今較少人提及的香港兒童文學作家黃慶雲，以及生於香港但發迹於台灣的旅加推理女小說家文善。內容紛陳豐富，囊括了不同代際和文類。選入的關於台灣文學的幾篇論文，同樣承襲此多元風貌，觀照範疇包含已被當作「現象」來研究的席慕蓉，有台灣「詩魔」之稱的洛夫等耳熟能詳的作家，但也觸及了相對小眾的詩人古月，和以「都市文學」理論著稱的已故多棲作家林燿德仍有待深究的散文。澳門部分僅錄一篇，雖未見與港、台類似的廣度，但穿梭多地的八零後女詩人袁紹珊，在澳門青年作家群體中，表現十分耀眼。

而就評論文章的發想和取徑來說，除了關注創作者文本內部的主題、風格、語言特色，或是相對應的文學評論者（如詩歌評論家李元洛）的美學體系，也留意文學生產的外圍條件，例如包含社會條件、文藝機構、和不同的給獎機制——即布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理論裡的「授聖」（consecration）過程——和特定文壇的既有範式。當然，也免不了涉及文學的審美、編纂標準、史料鉤沉等議題。從外緣場域來看，特別是上世紀的戰後初期，倒頗能凸顯彼時香港文壇的「左右逢源」，雅俗共存的相對自由的（劉俊文章所謂的「馬賽克」）特色。以現代主義技巧聞名的劉以鬯，即曾寫過「三毫子」小說（這類流行小說對經濟特別敏感，從原本的「兩毫子」漲到「三毫子」，後又加碼成「四毫子」）。「三毫子」小說一開始，正是刊載於負責文化宣傳的美新處（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）贊助的《小說報》上，說明了通俗題材（諸如言情、偵探），確實可與政治巧妙聯動。「三毫子」小說之名，本指售價「三角」的流行名目，不具文類的規範性，也自然地可雅可俗。劉以鬯對此「娛人」的寫作自嘲以對。不過，作家個人的能動性，如何與政治和商業兩大因素持續角力、磋商，不啻為理解香港文學史以及文學生態的一個有趣向度。

第二類論文可謂具體地展現了劉以鬯先生在創辦《香港文學》時除了立足香港外的放眼世界的眼光。如此眼光，或可與1986年在德國召開的「華文文學大同世界的國際會議」（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mmonwealth of Chinese Literature）的華文聯邦概念相呼應。此會議召開的前提，提醒了我們隨着華人長期的跨地移動，華文文學的去畛域化（deterritorialization）已成共識。討論華文書寫，便需正視其內蘊的離散性。《香港文學》的文論，不僅留意華語為主要語言的地區，更包含了華語非主要語言的馬來西亞、日本、北美（美國、加拿大）、歐陸等地的華文書寫現狀整匯。與創作相匹配的，諸如1975年德勒茲（Gilles Deleuze）與瓜達里（Félix Guattari）提出的「小文學」（法文「littérature mineure」），1986年詹明信用來討論第三世界文本特色的國族寓言（national allegory），皆是鑽研各華文文本時，常被援引的理論。族裔（即華人的身份）是否仍舊重要，抑或純粹以語系（華文）為主這一命題，在上世紀九〇年代杜維明的三層「象徵宇宙」（symbolic universes）「文化中國」觀，以及Ien Ang為代表的「反血緣為中心的中國性」，有了不同的回應。到2005年史書美在蘇黎世大學演講時提出的「華語語系」（Sinophone）概念及其後續的漣漪效應，相關的理論框架，不時推陳出新，迄今已自成系譜，此不贅言。

在不乏理論的年代，重回文本細讀，版本考索，挖掘新的語境和從歷史材料重覓端倪，倒也自帶新意。瘂弦移居加拿大之後參與指導的「華章」副刊，即折射出其在台灣詩壇外的一條線索。又如五四時期的未名社成員，於1946年渡海赴台任教的臺靜農，其在抗戰時期透過閱讀《日知錄校記》借古喻今。抗戰後停寫小說的他，改寫雜文並練字，一如沈從文，人生在上世紀中葉被切成兩段。故事仍可繼續，綴連起五四新文學的「左翼」在戒嚴下台灣的憂患遺緒。而臺先生在書藝中自尋生命型態，似又與施「蟄」存和錢「默」存名字裡藏伏靜處的寓意，有了呼應。而對理論敏感者，則又可聯想到王德威受德裔政治哲學家史特勞斯（Leo Strauss）的啟發所提出的「隱微寫作」（esoteric writing）觀念。字裡行間的微言大義，讓我們為上世紀中葉政局巨變下的個人抉擇，寬容以待。

強調香港（本土）與世界，或不同文學板塊之間的流動糾葛的第三類論文，亦具可觀之處。本土與世界，本毋需是對立的兩極。前者未必是狹隘地故步自封，後者也不意味着過度樂觀，不加批判地擁抱全球化。兩者之間，可有微妙的對照與相互補足的可能。鄺可怡即以也斯為例，處理了香港文學裡本土與世界的關係。或以陳智德的話來說，即是「根著與流動」的辯證。 就華語圈而言，各自的歷史社會語境有所不同，因之形成的不同主流學術範式（paradigm），堪稱順理成章。例如中國現代文學論述多以「革命和啟蒙」為主旋律，情感面的探討姍姍來遲。而香港文化，則從對「消失」的誤認，過渡到對「混雜性」（hybridity）的強調，而台灣學界則在夾雜着性別和族群面向的「雙後」（後殖民抑或後現代）爭辯中游移。正因如此，將不同的研究範式並置，或可更具徵兆性地洞察各個文壇語境的主要關懷，和此消彼長的研究趨勢。黃維樑的論文，指出上世紀後半期，當比較文學這一學科，在中國相對沉寂之際，台灣卻顯得熱絡。而台灣學者來港執教，催生了港台的匯流。風水輪流轉，改革開放後，內地學界自五四以降，再度西風吹拂。流風所及，則歷經了藉西方理論闡發中國文學，再到中國本位自建研究範式的折變。

至於不同文學區塊間的交流，上海和香港，台灣和馬華之間，已是前行學者所熱議的地緣紐帶（或劉以鬯在〈發刊詞〉所說的「文學鏈」），當中有許多個案值得涉獵。錢虹談論劉以鬯在上海創辦「懷正文化社」，為滬港文化聯動，提供了重要案例。除了因不少「南來」作家而讓上海—香港這一流脈可開採的課題源源不絕以外，台灣文壇和馬華書寫，亦也積累了若干成果。辛金順的論文，從現代主義出發，不妨將劉以鬯納進視野，並列而談。馬華現代詩對台灣現代詩的轉化和演繹，與劉以鬯從上海（也從南洋）來反觀香港，異曲同工，印證了「本土」的建構，摻雜了從「他者」而來的啟發和元素。唐詩人所提及的「嶺南寫作」概念，與仍在蓄積理論能量的「新南方寫作」相近。但就範圍的圈定來說，似較具體可行。當中談及的粵語表達，帶出了方言入文背後的種種意涵。除了呈顯地方性與營造鄉土色彩（例如莊文龍對舒巷城的討論），其實也未必得綁定於特定的地域。以粵語為例，在香港、廣東之外（例如馬來西亞）的使用，在挑戰強勢語言的霸權或「標準」發音迷思外，亦可和非華語交叉滲透，衍生新的語言組配可能。因此，除了對新題材的企盼，也同樣對能展示語言新維度的文本抱持期待。